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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战斗到黎明前的最后一刻

  编者按:全面内战打响后,由于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得到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拥护,同时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但张澜主席仍坚持民主建国,反对独裁内战,他以个人名义发表谈话,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今天的这篇文章来自张澜之子张茂延,他记录了解放前夕张澜在沪开展的顽强斗争。

为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父亲从来廉洁奉公,公私分明,1947至1949年我们住在上海的日子是很艰苦的。除了政治压迫外,经济压迫也不小。国民党垮台前四大家族搜刮民脂民膏,加以战火连年,经济大崩溃,物价一天涨几次,公教人员和工人大都在饥寒线上挣扎,我们住在集益里的生活勉强温饱。那年冬天特别冷,屋檐下结了长串的冰柱,没有火烤,小偷又偷走了父亲唯一的御寒皮衣,靠四川的哥哥寄来一件棉袄过冬。七十八岁的老人在大雪纷飞时独坐窗前,看书写字,研究古代哲学。他特别重视“义”,请人代书自励集语,悬挂床头,首句是“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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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在沪寓所(永嘉路321弄8号)

  1948年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派甘介侯来上海,要民盟留在上海的中委去南京,他们都不去。那时父亲已感右半身不遂,眼睛也有毛病,离集益里不远的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和副院长郑定竹出于正义感,欢迎他免费住院治疗。而此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想窜入四川负隅顽抗,怕四川省主席邓锡侯靠不住,先撤了他的职。邓锡侯很气愤,来上海见我父亲,我父亲劝他丢掉了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要变,赶快回去联络川军其他部队,等待时机,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川。后来刘文辉到南京,派代表杨家桢来上海见我父亲,我父亲也劝刘文辉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不久,蒋介石派张群任四川行政长官,张群临行,来上海见我父亲,我父亲提醒他,“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劝他不要再跟蒋介石跑,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释放被捕盟员,停止征兵征粮。张群在我父大义感召下,表示接受意见,回到四川,交涉释放了关在渣滓洞的21位民盟盟员(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又将征兵名额由42万人减至6.2万人,取消了准备新建的六个师,并减少征粮,停止征购实物。事后,张群通过范朴斋(留川民盟中委)转告我父亲,表明他实践了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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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被迫解散后部分领导人赴港前合影

  当年民盟总部留沪人员虽然没有公开活动,但是一直没有停止地下斗争,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换意见,并与香港临时总部联系。他们对民主事业是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对他们也是信任的。1949年3月平津解放,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邀请我父亲和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叶笃义、罗涵先、杨卫玉等参加,事为国民党所阻。

中共地下党营救脱险

  1949年初,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崩溃,蒋介石想喘一口气,发出假和谈的要求。我父亲针锋相对的在医院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是想利用和谈保存旧法统,不仅中共不同意,人民也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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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

  是年4月,南京解放。有一天,几个武装特务在伪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附阎锦文带领下,突然包围虹桥疗养院,用枪逼迎我父亲和罗隆基跟着他们走。父亲临危不惧,厉声责问特务,深深感动了当日在院值班的副院长郑定竹医生,他以革命的正义感挺身而出,用身家性命担保两人继续住院治疗。经过交涉,由郑医生立下担保字据,暂将两人寄押在医院中,特务日夜轮班看守,严密监视。特务住在前面房子里,有时武装,有时便衣,男的女的,来来往往,花天酒地。我们进去看父亲,必须通过特务的房门,除了郑医生外,只有我和妹妹能够进出,暗中传送消息并传达指示。

  日子一天天过去,上海包围战开始,解放上海的炮声打响了。好心的郑定竹医生想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和美国朋友的关系把我父亲救出来,尝试过两次,没有成功。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的那天下午八时戒严,特务头子密令阎锦文于晚上十时前将我父亲与罗隆基两人带往吴淞口,以送往台湾为名,暗中将他们投入黄浦江。在这紧急关头,谁也没有想到派来逮捕我父亲和罗隆基的阎锦文却是中共地下党布置来营救他们的。阎将他们隐蔽在曾任伪警备司令的杨虎家中。特务在江边等阎不到,于十一时下令悬赏三十条黄金捕捉张、罗、阎三人,并到各处搜查,至翌日凌晨三时才纷纷逃窜。当时停放在江湾的最后一架飞机,据说就是等候这些特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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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

  在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凯歌声中,父亲获得了自由。第二天,陈毅司令员在百忙中亲自来看他。父亲在解放后的上海休息了一段时间,6月去北京,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来车站迎接。次日,毛主席亲来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他。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先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从此八十岁老人以无比愉快的心情,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工作。

2019-05-29 09:39 作者:张茂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