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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师友,自深思——与汪寿明教授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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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寿明,1940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汉语音韵学、汉语言学史、对外汉语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国历代音韵学文选》《汉语音韵学引论》《上海方言十夜谈》等。

  盟宣:拜读了您最近写的《忆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名师们》,感到非常亲切,文中提到的徐中玉、钱谷融以及作家王西彦等老先生都是民盟盟员。

  汪寿明:是的,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老先生中有不少盟员,除了徐先生和钱先生,还有许杰、王智量、张德林等。张德林教授是做文艺理论研究的,今年88岁了。1987年,是他介绍我加入民盟的。目前中文系有三名盟员还是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子善上个月获聘,陈大康和我是2014年受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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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民盟华东师大委员会迎春茶话会(左起:汪寿明,钱谷融,陆炳炎,张圣坤,徐中玉,沈立恭,王仁义)

  盟宣:华东师大的民盟组织有着非常好的传统,您能为我们介绍下相关情况吗?其中有哪些难忘的人和事?

  汪寿明:华东师大从建校以来,一直就有民盟的组织活动。“文革”前,许杰、李锐夫等同志都主持过盟务工作。1987年,民盟华东师大支部改建为总支部委员会,徐中玉为总支部主任,1990年改建为民盟华东师大委员会,历任主委为钱谷融、何声武、我、陈大康和章义和。有几位老先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李锐夫主委是着名的数学家,曾担任华东师大副校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等职务。他熟读经史,还精通英语,早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是一位特别绅士、正直的人,对人很和气,1987年病逝。

  还有徐中玉先生。我上学时,徐先生给我们开设的是“中国古代文论选”。“文革”结束后,徐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名誉系主任。他当时已年过花甲,但还是以充沛的精力,在各项工作上费尽心血,无论是系里的工作还是盟务工作,都事无巨细,十分认真。他和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联合发起恢复“大学语文”课,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前几天参加了徐中玉先生的追悼会,我感到心情非常沉痛,不禁想起了当年去他家采访的情景。1995年,我受《群言》杂志的委托曾对先生作过一次专访,对先生有了深入的了解,感到先生的心态成熟却不失激情、厚重却依然清纯,是一位外冷内热、外刚内柔的人。

  1990年到1993年,钱谷融先生担任主委。1958年我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学习,钱先生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课。1962年我毕业留校之后,开始和先生相熟,记得他最喜欢看《世说新语》。1988年到1994年,我担任了中文系副主任,与先生的联系就更多了。先生要求研究生入学考必须考一篇作文,他说:从作文里可以看出这学生是否有“灵气”,至于专业知识是可以补的。钱先生的做事风格与徐先生不同,他常说自己“无能”“懒惰”,但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魏晋名士风度”,一种“清静无为”的处世风格,他为人谦和,很关心大家,做主委时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

  何声武教授在钱先生做主委时担任副主委,后来继任主委。何先生是数学界的着名学者,做事认真,努力踏实,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市委副主委,可惜他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1998年就去世了,才57岁。

  从这些老同志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转眼自己也有32年的盟龄了。

  盟宣:您曾担任三届市政协委员,还是民盟市委十一届、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委,有哪些体会与我们分享?

  汪寿明:党派工作使我从书斋里走出来,有了关注更广大社会的机会,让生命更开阔灵动。记得刚入盟时,我在新盟员大会上发了言。当时我就想,要给自己一个坐标点,找准位置,让自己在这个点上发挥专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我拿出写论文的功夫用心写提案,主要集中在教育和民生等方面,有的问题已经得到落实,有的还在改善中,改变只能一点点来,有些事情不能急于求成。

  1999年,我被增补为民盟市委副主委,之前任民盟市委的副秘书长。江景波、翁曙冠等老一辈的民盟先生们给了我很多教育。翁曙冠还是我的中学校长,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对人非常和蔼可亲。

  还有民盟市委的几任主委,他们虽然工作方法不同,但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民盟事业中去,勤勤恳恳地为民盟做贡献。比如谈家桢主委,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能来参加的活动都来了,这很不容易。

  盟宣:学术上,您师从音韵大家史存直先生,史先生对您有哪些影响?

  汪寿明:我的毕业论文是《王荆文公诗用韵考》,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1962年我毕业留校后便担任先生的助手,跟先生学音韵学。据说当时留校也是先生向学校提出的。那时先生要求我每周两次去他那儿,读顾亭林的《音学五书》、江晋三的《音学十书》等音韵学名着,或整理《诗经》的韵脚,他则在另一间书房里读书。

  史先生不仅是位着名的语言学家,早年还曾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的革命者。他一生耿直、正直,做人“存直”,治学也“存直”,可谓“名”副其实。先生与陈独秀曾就音韵问题作过探讨,陈独秀在给魏建功的一封信中认为“史存直君——不肯轻信他人之说,能自深思”。

  盟宣:您最近手里还有哪些工作?

  汪寿明:最近在重印《古文字诂林》十二卷本,我是副主编,主编李玲璞教授已经去世。

  盟宣:这套12卷的巨着“集万卷于一册,汇众说于一编”,是我国规模最为宏大的古文字汇释类专业工具书,当年是怎样编成的?

  汪寿明:这项工程从1991年立项到2004年出版,花了十四年。汉代以后,众多学者对古文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从未被全面汇集,《古文字诂林》汇集了1万多个字头,1000多万字的考释资料,保留前人研究成果的精华,力求将汉语中最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传承下去。当时有8位专家担任这项工程的顾问,待全部完工时,有6人已不在人世,可见抢救前人的研究成果非常紧迫。当时我们虽然做得苦,但“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做学问就需要潜下心来,耐得住寂寞。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工程是王元化先生组织的,他当时是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虽然书出来后从头到尾都没有他的名字,但申请经费、组织专家学者的都是他,而且每一个关键阶段都少不了他的悉心指导。王元化先生常说自己是“楚人”,也是一位很耿直的先生,嫉恶如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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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宣:您是音韵学专家,最近在相关领域有哪些新的思考?

  汪寿明:谈不上新的思考,有时候看到一些东西会有些想法。比如前几天网上有篇文章,试着用上古汉语演唱重金属。看起来有点“娱乐至死”的味道,但是音韵学决不是娱乐。古代中国和今天一样,肯定存在多种不同的方言,如何确定构拟出来的古音是出自哪一地的方言?它们声调的调值又怎么来确定呢?拟音并不能代表上古音的全部,不能就此简单地推论。

  还有上海话等各地方言的传承问题,在我看来,地方文化的传承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有两点要注意:一是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一切要依法进行;二是根据方言造出来的汉字,不宜提倡。

  可能有人觉得我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我认为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千万不能用“娱乐至死”的精神去搞。

  盟宣:您前面说史存直先生“能自深思”,在您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

  汪寿明:史先生总能坚持“自深思”得出的结论,发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在批评声中毫不动摇,显示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可贵品质,这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

2019-08-16 14:53 作者:殷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