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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硕在纪念史良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0-04-09 10:13 作者:研究室

 

刘 硕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们的母亲史良1900327日出生于江苏武进,198596逝世于北京。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母亲110周年诞辰,作为后辈,心情十分激动。我们对母亲的怀念是深情的。今天我想用母亲与几位人物的关系,以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和个人的一些感受,对母亲的工作和生活作一简单的勾勒。

 

母亲出生在旧中国,亲历了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苦难。青年时期她就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寻求救国之路,向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这种坚定的信念贯穿了她的一生。她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她为之奋斗的事业和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与母亲一起参加救国会和妇女运动的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陆慧年在其编写的《史良传》中曾用“一代杰出的女性;救国会的坚强战士;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妇女运动领袖中的姣姣者;新中国司法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慷慨而又廉俭,豪迈而又温情”的标题大体上概括了母亲的一生。从抗日战争到民主运动,从救国会到民主同盟,从战争到解放,母亲始终都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斗士。在她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充满着乐观和自信,从没有畏惧过任何危险和牺牲。她常以“人民的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来激励自己的斗志。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母亲就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结识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解放前,还是在新中国,她都对党坦诚直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面临各种政治考验时,她都坚定不移地和党站在一起,成为一位与中国共产党长期荣辱与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母亲一生中与许多革命者、知识分子或女性领导人成为挚友,尤其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宋庆龄先生交往甚深。

多年来,母亲与周恩来和邓颖超交往很深,在我家的客厅里长期摆放着周恩来送给她的周恩来夫妇的合影。国共重庆谈判时,邓颖超引领母亲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并做了深入的交谈。以后,就经常在重庆“特园”与周恩来一起开会,聆听周恩来的教诲。重庆发生“校场口事件”时,又是周恩来把母亲拉上自己的汽车救出了会场。母亲解放前的许多政治活动都得到周恩来夫妇的亲切关怀。解放后,母亲担任司法部长期间,更是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文革中母亲受到冲击,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扣留在机关批斗时,又是周恩来出面保护了她。父亲陆殿栋是研究国际法的,解放后任外交部条法司专员,周恩来经常在外交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有一次,由于谈话晚了家住的较近,父亲步行回家,周恩来半路停车把他送回了家,使父亲深受感动。周恩来逝世后,父母异常悲痛。19761月的一天早上,父母一同乘车分别前往民盟和政协参加周恩来追思会,在全国政协的追思会上父亲在发言时非常激动,以至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此后,母亲和邓大姐这两位几乎在同一时间失去伴侣的老朋友来往更加密切。她们经常互致书信,有时邓大姐派人送来庭院里的海棠花、南方带来的岭南应子等致以问候,这种友情直至终生。至今,邓大姐的来信还珍藏在我们家中。母亲把周恩来视为自己一生最好的良师挚友。

 

母亲与“宋氏三姐妹”的关系都很好,但却尤与宋庆龄有着更深的情谊,一生过从甚密,心心相通。她们自30年代共同营救上海地下党领导人起就有密切联系,以后她们志同道合,共赴国难,营救革命党人于危难,帮助妇女姐妹于水火,结下了深挚情谊。在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宋庆龄发表宣言呼吁国际国内声援,并发起“爱国入狱”运动,直至救国会领袖获释。上海解放后宋庆龄与母亲相逢于陈毅市长举行的茶会上,拉手言欢,相庆胜利。数月后,先期到京的母亲受周恩来的委托,专程赴沪迎接宋庆龄到京参加新政协会议。新中国建立以后,母亲与宋庆龄在不同的职位上为国家操劳,繁忙的公务之余她们保持着经常的往来。或公务,或私交,有时茶叙,说说各自的生活,有时互赠小礼物作为纪念。即使在文革期间各自受到冲击,她们也保持着真诚的互相关心和十足的女人情调的交往。在父亲的日记中记载,宋庆龄经常请他们去家中小聚,同时邀上马海德等几位朋友,或品茗,或聚餐,聊聊家常,谈谈大家关心的事。有时还在宋家的小电影厅看看外国原版电影,宋庆龄等几位看得精精有味,而只有母亲的外语水平稍逊,看得有点乏味,细心的父亲有时就提早陪母亲回家。1967年国庆母亲在躲过造反派的围追堵截后,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久未见面的宋庆龄,她们深情地握着手,表达着彼此的牵挂,互报平安。几天后母亲收到宋庆龄送来的一罐亲手烧的小菜,以表达对这次难忘会见的珍视。宋庆龄经常派人送来自己家的鸽子蛋,南方带来的醉蟹等,请父母品尝。有时也送来名贵的花卉供他们欣赏。有时母亲给宋庆龄送去家里腌的咸菜、泡菜、雪里蕻,宋庆龄吃完后还打电话再来要。有次,宋庆龄托母亲帮她买花布、定树根蛋糕,她在电话中讲英文,又要父亲来翻译。宋庆龄还把《宋庆龄选集》送给父母,并在扉页上题写“送给史大姐陆同志纪念”。她们的书信往来更是频繁,内容大都是两位老人间的有如“平湖糟蛋”“蓝底小花布”等特具女人味儿的话题,字里行间充满着温馨和家常。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难想象,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人情温暖,会对彼此心灵是多大的安慰啊!这些书信我们至今珍藏。父亲去世后,宋庆龄已行动不便,但她还是在养女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慰问,两位老人抱头痛哭,共同追忆父亲的一生,互相安慰又互道珍重。宋庆龄逝世后,母亲曾三次撰文追忆宋庆龄这位母亲一生的挚友。

 

母亲与父亲陆殿栋是在当律师办案过程中相识的。那时的父亲在上海法租界当译员,父亲对这位才华出众的女律师十分仰慕,母亲对他也颇有好感。在营救政治犯等活动中常常得到陆的帮助,使母亲更感到在政治上他们有共同语言。父亲得知巡捕房要捕什么政治犯时,常提前通知母亲,母亲则立即通知有关人员或告知中共地下组织设法转移,两人在工作来往中感情日深。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父亲一直为她奔走,还陪她到自己的亲戚家躲避,后又陪她到苏州投案。1937年,母亲获释后,就和父亲结婚了。事实证明,母亲所选择的伴侣,不仅在生活上能够相互体贴,且在事业上也是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从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解放前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爱情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母亲的每一次转移、藏匿及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都由父亲陪同。婚后,史陆两家关系处得很好。母亲的朋友和父亲也都非常熟悉。母亲在工作闲暇,便和父亲一同外出消遣。在重庆,他们常去南岸骑马,或漫步在绿树之间。在北京他们有时也带小红去公园玩,夏天会带孩子去北戴河避暑,冬天两人也会到广东从化避寒。父亲很爱拍照,拍好后他会把每张底片都写上详细的说明按日期排好,一张张胶片回放他们互相尊重志同道合的美满婚姻和幸福一生。据小红和胡秘书回忆,父亲对母亲的照顾无微不至,吃药、饮食、休息等都是父亲亲自照料。在父亲的日记中,母亲哪天看病,吃什么药都记得清清楚楚。父亲是哈佛的留学生,好学而又热情,每天在看书研究,书房里有他做的成千上万的资料卡片。他对国际法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但在他晚年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这些似乎都失去了意义。他只能经常到政协参加毫无兴趣的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有时他也在日记中抒发怀才不遇的心境。父母生活很有情调,夫妻感情甚笃。父亲的突然去世,对母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贯坚强豁达的母亲顿时感到难以自持,她沉浸在悲痛和怀念中,她经常眼泪无端垂落,每天都要在父亲的遗像前默坐一两个小时。那时她参加什么活动都带着黑纱,为丈夫守孝几年。自此母亲的身体大不如前,每况愈下。一对互相依赖,相互厮守长达几十年的老夫妻的感情是何等珍贵!

 

社会上有的书中毫无根据的臆测父母一生感情不好,为此,我专门走访了解情况的同志,大家都说绝无此事。我只能说以不实之词编写虚构情节来找卖点的作者是何等无聊。

 

文革期间,母亲受到冲击,被造反派抄了家,汽车被停开,暖气都停了,每天都是小红和父亲一起搬煤上楼烧火炉取暖。还被勒令经常到民盟机关劳动改造,接受批斗。小红常陪她坐三轮车到民盟机关劳动,敲煤块、搞卫生,那时她已近70岁,但这些粗活她干得很在行,她乐观地把参加劳动改造当作锻炼身体。但有时对她的批斗她却受不了。在参加一次民盟中央机关批斗会后,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可以接受批判,但忍受不了谩骂和侮辱”。“今天批斗我时,民盟中央机关造反派说,全盟有一股为章罗集团翻案的思潮,根子在民盟中央姓史名良,以前都说我参与了反对章罗集团,现在又说我为他们翻案,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明白了。”据说在章罗被打倒后,母亲曾反映,把人从政治上打倒,不应该降低他们的工资待遇,可以保留他们的政协委员,政协里各方面的人士都应该有。这可能就是说母亲为章罗翻案的原因。1967年国庆节,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母亲接到了上天安门观礼的通知,当时家里的司机造反,汽车停开,民盟的造反派还派人来堵截不让她参加国庆活动,但母亲乘三轮车从南池子下车,一路步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活动。这她感到自己似乎在政治上又重新得到了肯定,心情也平静了许多。尽管文革中母亲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经历了痛苦的磨难,但她经常对小红说,她认为黑白颠倒的年代不会长久,光明一定会来临。她坚信她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会很快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无论在任何困境,她对党都充满信心,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信任和忠诚。

 

文革结束,1977年民盟恢复工作,自1979年至198596母亲辞世,她两度出任民盟中央主席。虽然身体日渐衰弱,但仍全身心地领导民盟重新恢复了各级组织,完成了从以自我改造为中心向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母亲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许多盟内外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做出努力,对许多上访信件亲自签批并提出具体意见,还经常打电话催办,使被错划右派的盟员得到改正。据胡秘书和民盟中央组织部老部长林亨元回忆,当时转往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这类信件达数百件,大部分冤假错案在她关注下得到解决。就连章伯钧的女儿也是在母亲替她向有关方面反映后,才结束了十年冤狱。文革后,民盟中央有的领导和干部向母亲表示,他们在文革中说过对史大姐不好的话,贴过大字报,向母亲表示歉意,母亲的回答很轻松“都过去了,这没什么”。民盟中央有的造反派整过母亲,他们看到其他党派像他们这样的人都被清除出机关,有的自己要求调出,有的害怕受报复。当有领导问到母亲对他们怎么处理时,母亲回答“这没什么,只要工作需要就留下”。一句话使所有人都安心了。一个经历了政治磨难的女性能有如此开阔的胸怀和肚量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生活中的母亲是一位既伟大而又平凡的中国知识女性,母亲有着比她所担任过的职务和人所共知的业绩更加感人的品德、力量和价值,有着高尚的精神风貌和伟大人格。她在一生中都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待人以诚,在任何场合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她对工作和事业充满热情,为了事业她不计个人得失;她个性倔强、豪迈、豁达大度,对曾反对过她的人从不计较;但她在家庭生活及与亲友的交往中,却蕴涵着浓郁的女性温情,慷慨待人,又廉俭自持。解放前救国会和民盟的一些活动开支有时也由她来资助、筹措,解放后,有时民盟中央在她家里开会学习,她都提供糖果、饭菜,热情招待。对待家人、亲友、包括求助于她的一些陌生人,她都绝不吝啬,经常接济亲友的生活。但她的钱经常入不敷出,有时还向服务员暂时拆借维持开支。对自己的生活她却要求的十分简单,平时在家里穿衣、吃饭都很节俭,家具和陈设都很陈旧,很少更新。她给民盟转信都是用旧信封翻过来沾好重用,写家信用自己的信纸、信封和邮票,从不用公家的。很多家庭都有彩电了,她还在看一台电子管的老苏联电视机,民盟买一台新电视给她,她叮嘱以后还给公家,绝不沾公家的便宜。这些品质和作风是非常值得现在的官员效仿的。

 

她一生重视学习,在她的书桌上经常摆着毛主席着作、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和各种报刊文件,每天必读。在她晚年的时候,经常由小红或秘书在病床旁给她读报纸、新闻和重要文件,时刻关心着国际国内的新闻和大事。凭着她的好学精神,她一生都能跟上形势的发展,把握时代的脉搏。

 

    母亲的言传身教从小就感染着后辈们。她经常告诫大家,一生都要老实工作,清白做人。她教育后辈从小就要艰苦朴素,节俭自立,自己洗衣,自己做事,这些给孩子们后来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好处。文革中,在小红15岁时,她就送她到吉林农村插队。过去经常有一些领导同志来家里做客、谈工作,她从不让孩子露面,她的文件从不让孩子接触;她的汽车也从不让孩子私用。她对小红说,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待遇,办公事用的,不是给你们用的,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现在回想起来,她这样的教导和要求对后辈的一生都是非常有益的。

 

母亲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心愿把父母留下的千余册中外法学书籍捐赠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母亲也早把在上海的房产包括南海花园饭店的60多间楼房和另外十多栋弄堂楼房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我们在她的遗物中只找到一张由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签署的接受史良捐献房产证书的照片。母亲去世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她一生革命,两袖清风,襟怀坦白,清正廉洁的高尚精神和风范却永远激励着我们后辈。这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鞭策我们前进。

 

今天,当我们有幸和各位一起回忆和怀念前辈的时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借此机会,我向民盟中央李主席、民盟上海市委郑主委、沈主委、上海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和出席今天纪念史良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的各位盟员、各位朋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