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在线网站|平台

民盟推动我走向理智和成熟

  我出生于浦东,且与新中国同龄。但是1966年我初中刚刚毕业,就失学离乡,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遣送到八千里路之外的天山脚下,领受了将近三十年的艰难磨练和风雪考验。究其根由,则缘自我的父亲盛幼宣(早期共产党人,1924年入党),抗战时期与当年一起从南昌起义战场上下来的战友林钧(我父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周大根(我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等坚持在浦东,为组建抗日游击队之需要而与同样转入地下的党外抗战人士王艮仲(国民党重庆方面江苏省党部委员兼上海通讯处主任)等多有过往和协调,因之衔命跨党、秘密出任国民党重庆方面南汇县书记长;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浦东地区国共双方统战组织“淞沪青年抗日工作团”被日伪“七十六号”敌特破坏,最后导致酿成扑朔迷离的“潘汉年私会汪精卫”的一段疑案。

  这些纷纷扰扰、至今无从解密的陈年旧账,曾经使无数象我这样无辜的年轻人长期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然而正因为如此,也促成了我在文革结束后,有幸投身于民盟的怀抱,从而领受到盟组织的温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其时我正通过拨乱反正后的首次高考,以初中学历破格录入乌鲁木齐教育学院就读;毕业后任教于乌鲁木齐市中学及中等职业教育界、并担任《新疆教育》杂志社的兼职编辑。

  八十年代初期,各个民主党派陆续在新疆暨乌鲁木齐市启动了地方性基层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我经过当年与父亲肝胆相照、并肩战斗的王艮仲先生(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的书函点拨,在西北边陲乌鲁木齐市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三年后应盟内工作需要,我捐弃自己的专业,调任民盟乌鲁木齐市委筹委会的专职干部,得以参与了民盟地方组织在新疆暨乌鲁木齐地区恢复重建的整个过程,并先后忝列于第一届、第二届盟市委委员。

  返顾我1983年2月入盟时尚不足三十四周岁,不但年龄上属于“小字辈”,而且阅历上也有如一名幼稚无知的“学龄前儿童”。但是一经入盟,使我立刻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宿感。因为我从小厕身于“另册”,饱受歧视、排挤和压抑:不能入团、不让升学,更谈不上参军和提干。甚至早在嗷嗷待哺之年,就曾面临家庭危难而被迫更名换姓、远离生身母亲的呵护。而当走上社会、置身于西北边陲的漫天风雪之初,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也总是冷漠、渺茫多于温馨和明媚。

  因此我深深庆幸自己能够得到盟组织的培植引导和前辈们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于是在工作实践中一边学习、一边历练,经过多年的积累、充实与提高,终于从一名幼稚懵懂、曾经长期沉溺于孤独和自卑之中的年轻盟员逐步成为称职的盟务专职工作人员;后来又获选奉调、进入乌鲁木齐市政协机关先后主持秘书处与“祖国统一和侨务工作委员会”,协助并见证了乌鲁木齐地区民盟、民革、民进、民建、农工、九三以及工商联、侨联等市级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所以我深自认为,如果说新疆是我一生中历劫重生的第二故乡,那么民盟则不可替代、是激励我不断奋进的力量源泉,也是推动我逐步走向理智与成熟的社会“大学”。而其中最深刻的,莫过于让我明确了一名普通盟员感恩社会、报效祖国的义务和责任,也让我学会了尽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一份心忱去践行盟组织的信念、传递盟组织的光和热。

  尤其是民盟乌鲁木齐市委会,从其筹备、诞生到成长期间,我有幸得以结识并承教于盟内许许多多使我受益终生的良师和学长——除了德高望重的王甲元、胡德芳、王以恒、张昆元、谢展华等等之外,还有一位使我永难忘怀的是曹子云先生。

  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低调、拙于应酬的老年盟员,而且身怀残疾、独居陋室。然而通过多年的相互接触和过往,使我了解和意识到,他不但是一位鞠躬尽瘁、终身辛勤耕耘于祖国边疆教育事业的“园丁”,更是无数曾经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敢于血洒疆场、理应受人尊重的抗日军人队列中的光荣一员!

  曹子云先生原是浙江金华的农家子弟,幼年家贫失学。卢沟桥事变前后,逢国民政府“两丁抽一”而从军入伍、走上抗日杀敌的战场。旋于气壮山河的淞沪会战前线不幸右手致残、并失去生育能力。幸得当年战时伤兵收容站及时救助,于南京城陷落前夕裹伤脱险,继而一路辗转西行,经由郑州、宝鸡、兰州而安置于新疆。

  期间曹子云先生身负战争创痛、不甘沉沦,凭藉左手持笔、刻苦自学,于甘肃武威考入师范,得以自食其力、终生执教于乌鲁木齐中小学和教师进修学校。而每每提及当年同仇敌忾、搏击疆场,依然慷慨激昂、血脉濆张。所憾残疾缠身,直至年逾古稀,仍形影相吊、两袖清风,孑然独居于风雪边关而远离江南故乡。

  后经盟友故旧说合,好不容易觅得当地阜康县乡间一名年近六旬的农村妇女相依作伴。但是在安家过程中,却碍于当年乌鲁木齐市城区户籍限制,以致延宕多年,女方户口一直难以落实,乃至平价口粮无着、有时难免寝食失周,只能依靠众多盟友临时借贷、接济。诸般无奈,一言难尽。

  于是作为一名盟务干部,我觉得责无旁贷,即以民盟市委会名义锲而不舍地向有关方面反复呼吁和交涉。在整个奔波、斡旋过程中,却让我同样深感人情冷暖和举步维艰。因为当时有些人的意识中,曹子云先生充其量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社会孤老”,何况还是一个“国民党老兵”;而对于“献身于抗日战争的伤残军人”的认同感,根本无从达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程度。

  最后费尽口舌与周折,以事关退休孤老教师的晚年赡养和抗战伤残老兵的终老善后为名,总算逐层征得区、市教育局及民政、公安户籍等等机关的“施恩”首肯,方才得以如愿解决。

  事成之日,盟内外诸多关注其事的热心人相对唏嘘感叹之余,莫不深切地感受并分享到盟组织的认真、务实与温暖。

  此外,我记得更见曲折、复杂的,还有在诸如“西北歌王”王洛宾先生至为艰难的恢复户籍、军籍、落实政策的漫长过程中,乌鲁木齐民盟市委也为之付出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萦绕胸间、不一而足。

  眼下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回顾我们民盟组织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七十多年来的奋斗历程弹指一挥,诸多前辈也多已乘风星散、轻飏远离。连我这样在改革开放之年加入盟组织的青涩一员也已回乡告老退休,栖身于父母亲大革命时期曾经留下奋斗足迹的闵行区,平时经常受到民盟区委会暨莘庄一支部的体贴、关爱和照应。日常在国家层面上,眼见中华民族气势日盛、欣欣向荣;眼见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在“一带一路”战略构图中更加充满生机;而在民盟层面上,更看到盟组织随着年轻一代的不断注入而激发无限活力、前程辉煌,自己除了感到无上欣慰,同时也深受鼓舞。愿在盟内盟外、时刻遵循习近平8·25指示,“关心下一代、服务青少年”,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和大家一起克尽一名普通盟员的职责和义务。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相信我们世世代代为之奋斗不息的民族崛起、中华复兴之梦,必将成功在望、指日可待!

2016-03-24 15:31 作者:盛昌旦